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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學:構建新時代刑事程序法治體系

分類:律師說法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卞建林 陶加培   發布時間:20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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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入法為我國刑事訴訟結構的調整描繪出了一幅與“對抗模式”完全不同的“合作模式”圖景框架,為我國訴訟結構的進一步轉型蓄勢。

  ◇為了防止濫用上訴權、保障認罪認罰制度的效率價值,我國應建立二元上訴結構,即在速裁程序中引入裁量型上訴和上訴許可制,在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中,沿用刑事訴訟法第227條規定的權利型上訴。

  ◇律師的有效參與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健康運行的重要保障,完善律師參與機制,必須建立健全律師值班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展望2020年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應當堅持以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統領,立足中國國情,關注司法實踐狀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程序法治體系。

  2019年是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頒布40周年。過去一年中,刑事訴訟法學研究重點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主題,以40年來的經驗成果為基礎,以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為背景,在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這對于進一步推進刑事訴訟制度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擇其要點,主要圍繞以下方面展開。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解與適用

  關于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價值與基本內涵方面。有學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入法為我國刑事訴訟結構的調整描繪出了一幅與“對抗模式”完全不同的“合作模式”圖景框架,為我國訴訟結構的進一步轉型蓄勢。也有學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包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內的“放棄審判制度”的盛行,標志著刑事訴訟“第四范式”的形成,它意味著刑事司法的結構性變革?;褂醒д呷銜?通過引入量刑協商機制來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發揮激勵作用,是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的主要創新之處。有論者從立法目的角度出發,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立法目的上呈現明顯波動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目的應該進行定位回歸,可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的立法目的是繁簡分流,提升訴訟效率;第二層次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程序和實體處理上的寬嚴相濟;第三層次的立法目的是探索推進實質性的控辯協商。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基本內涵上,有論者認為“認罪”應當同時符合實體法、程序法和證據法的要求;“認?!庇Φ蓖卑隙ㄐ孕形徒剮孕形椒矯嫻哪諶?“從寬”處理應當是指對案件的實體處理上予以從寬,不具有任何“程序從寬”的含義。當然也有學者對“從寬”持不同觀點,認為刑事訴訟中的認罪認罰從寬,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即認罪認罰和從寬。其中,認罪認罰的含義雖然涉及范圍廣,但其核心含義應是:認罪,承認其犯罪的行為和事實,并悔罪;愿意接受刑事處罰和盡力予以民事賠償。從寬,應包括程序過程中的從寬和處理結果的從寬。

  關于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上訴問題。有學者認為,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運行條件與域外不同,現階段不宜對認罪認罰案件的上訴權進行限制。但從發展方向看,對認罪認罰被告人的上訴權進行一定的限制,乃是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在要求,也符合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趨勢和刑事司法規律。有學者認為,被告人為留看守所服刑而提出上訴的做法不利于提高訴訟效率和節約司法資源,且有違司法誠信。未來可考慮實行有因上訴制度與損失時間指令制度、二審書面審查機制相配套的辦案模式?;褂醒д嘰郵抵し治黿嵌瘸齜?認為為了防止濫用上訴權、保障認罪認罰制度的效率價值,我國應建立二元上訴結構,即在速裁程序中引入裁量型上訴和上訴許可制,在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中,沿用刑事訴訟法第227條規定的權利型上訴。

  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值班律師制度。在值班律師參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上,有論者認為,值班律師制度在法律和實踐層面存在諸多問題。法律將值班律師定位為法律幫助者與權利保障人,要避免在實踐中蛻變為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合法性的見證人與背書者;法律要求值班律師發揮程序選擇建議、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等重要作用,卻沒有賦予其必要的訴訟權利予以支撐;同時,值班律師的職責與收益、風險等嚴重背離。究其根由,是值班律師作為權利保障者與權力配合者角色定位交織,值班律師與辯護人的職能混同,本應政府承擔的法律援助責任轉為律師義務。法律除了應明確界定值班律師的身份、功能外,還應賦予其支撐功能的具體訴訟權利,并完善相關的法律援助體制?;褂醒д呷銜?律師的有效參與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健康運行的重要保障,完善律師參與機制,必須建立健全律師值班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特別是要完善律師在庭審前訴訟階段的“有效參與”,以保障認罪協商合法、認罰處罰公正和程序選擇理性。

  關于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證明標準方面。有學者認為,雖然當前刑訴法規定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證明標準與普通程序案件一致,但由于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得到了充分尊重,加之這兩類程序對“從簡”“從快”的內在必然要求,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證明標準在實踐操作中的降低是必然的,也是應當的。但有論者對此存有不同看法,認為認罪認罰促使程序的推進方式發生了變化,但并非降低證明標準?;謚叭ㄖ饕宓乃咚霞壑底非?認罪認罰案件的證明標準應當堅持法定證明標準,而不能因為庭審程序簡化而降低?;褂泄鄣闈康?從歷史經驗看,能否正確對待證明標準問題,將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成效。我國證明標準在堅持主觀確信“不變”的同時,在認罪與不認罪案件、輕重不同的認罪案件及特別類型的認罪案件中,對客觀方面的證據印證程度應區別對待,即證明標準層次化僅是客觀方面的層次化。通過類型化走向精準化,應是證明標準的未來之路。

  關于檢察機關參與認罪認罰從寬的若干問題。在量刑建議方面,有論者認為,量刑建議是檢察機關的建議權,本質上仍屬于求刑權的范圍,不是檢察機關代為行使法院裁判權。但是其有別于非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建議,是控辯雙方就量刑問題協商后達成的“合意”。另有學者從刑事訴訟法第201條量刑建議效力的規定出發,認為第201條的規定是合理的,符合訴訟原理,是控辯協商程序的必然要求,其與“以審判為中心”并不存在矛盾。在不起訴制度方面,有學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入法為合理適用不起訴權提供了契機。司法實踐中,可以以此為切入,探索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適用酌定不起訴的條件和程序機制,推動不起訴權的合理適用?;褂醒д叨蘊厥獠黃鶿咧貧扔枰怨刈?認為2018年刑事訴訟法增設了特殊不起訴,其適用條件之一“重大立功”應比照酌定不起訴中作為免除刑罰情節的“重大立功”作限縮解釋,限定為特別重大立功。特殊不起訴的另一適用條件“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則是對我國起訴便宜實踐的擴展。

  刑事證據理論

  關于刑事證據法學研究的本體思考。有學者認為,我國刑事證據法學研究在理論創新和知識增長方面的作用比較有限,甚至沒有形成較為成熟的刑事證據法學理論體系。為了推動刑事證據法學的研究創新,取得理論突破,促進知識增長,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證據法學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和制度體系,我國刑事證據法學研究亟待再次轉型。也有論者認為,我國證據法規范與理論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證據規范欠缺體系性,理論話語來源復雜、彼此雜糅等現實困境。系統反思證據法體系化的法理問題,可形成三個相對穩定的問題域:一是證據法的本體論問題,二是證據法的價值論問題,三是證據法的規范論問題。這些問題分別從不同層面系統界定了證據法的整體定位?;褂新壅嘰游夜淌輪ぞ葜貧裙δ芙嵌冉蟹此?認為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下,應以事實認定的準確性為核心,強化證據資格的設定。事實認定準確性的實現需要依托于動態的證據審查機制,未來應以證據制度與刑事程序一體推進為視角,確立證據資格審查與證明力評估相分離的證據審查機制,落實證據資格先行審查原則及證明力自由評價原則,為實現事實認定的準確性提供良好的保障。

  關于印證證明方面。印證是我國司法證明的傳統模式,具有獨特的制度生命力。有學者認為,印證理論的發展不必與自由心證相糾纏,而應以信念理性為心理認知基礎,印證調控外在,信念理性規劃內在。印證與信念理性的哲學教義是可靠主義。它為印證與信念理性提供了一系列基礎性答案。從印證到信念理性再到可靠主義,這是司法證明科學化進程中的一條有效路徑?;褂新壅呷銜?我國刑事司法證明模式應當定義為“以印證為中心的整體主義證明模式”,或簡稱“亞整體主義證明模式”,“印證”是居于模式中心的主要特征,但并非模式本身。我國刑事司法證明模式的轉型進路應當是從“亞整體主義”邁向真正意義上的“整體主義”,體現從原子分析到整體認知的證明邏輯?;褂醒д嘰有鄖治闖贍耆朔缸锏陌訃卣饕鸕鬧っ髂煙飩嵌瘸齜?認為應當以特殊類型犯罪中刑事證明疑難問題的解決為契機,推動我國刑事證明制度從單一的“印證”模式逐步向印證為主體的多元“求真”路徑轉型。

  關于行政證據與刑事證據銜接問題。論者認為,行政不法事實與犯罪事實無論是在證明對象、調查取證方式、對非法取證的救濟上還是在事實認定標準上,都存在著實質性的差異。法律對行政證據向犯罪證據的轉化要施加嚴格的限制,行政機關所作的行政處罰認定結論對于刑事司法機關并不具有預決的效力。在一些特定的場合下,基于效率、便利等實用性的考慮,也可以確立層次性理論的若干例外。

  刑事檢察工作的創新發展

  最高檢張軍檢察長強調,新時代,要緊密聯系檢察工作實際,更新辦案理念、發揮好檢察官的主導責任、加強檢察理論研究、構建檢察業務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對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檢察工作具有重要意義,要持之以恒推進。

  關于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方面。有學者認為,最高檢的內設機構改革是在順應時代發展的背景下圍繞檢察職能的變化而展開的,與此同時,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則基本上是在科學配置、職能對應的基礎上以最高檢的改革為樣本來設置相應的業務機構,在理順上下級之間職能關系的同時保證了各級檢察機關職能的有效行使。

  關于檢察機關偵查權研究。有學者認為,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給檢察機關保留的偵查權雖然有限,但它對于進一步優化辦案資源配置、提高反腐敗整體效能,堅持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和中國特色,激發檢察制度的活力,都具有重要意義,因而必須高度重視,把它擺到重要位置?;褂醒д呷銜?無論是對強化法律監督(特別是訴訟監督),還是對防控訴訟侵權,都具有較為積極的意義。重塑檢察機關的偵查權,既要認真研究其與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檢察權能的關系問題,也應認真對待其周延統籌問題。

  關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研究。有學者認為,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綜合了眾多性質迥異的要素和程序,其功能、模式和機制方面的協同問題亟待解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兩種訴訟的協同模式可分為正向附帶訴訟、名義附帶訴訟和反向附帶訴訟三種形態。我國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還需加強提起依據、受案范圍、管轄、責任方式以及程序方面的協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具有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其他民事行政公益訴訟不具備的優勢,彰顯了其獨特價值。

  新興領域:企業合規、大數據偵查與人工智能

  關于企業合規領域。近年來,企業合規問題已經引起法學界、律師界乃至企業界的高度關注。有學者認為,要對企業合規作出全面的認識,需要為其設置三個維度:一是作為公司治理方式的合規,也就是將合規管理作為企業管理的有機組成部分;二是作為刑法激勵機制的合規,即將合規作為對涉嫌犯罪的企業予以寬大處理的依據;三是作為律師業務的合規,也就是律師作為外部法律專家,為企業防控法律風險所提供的一種法律服務。在企業合規與刑事訴訟規則結合方面,有學者通過考察發現,域外大多數針對企業犯罪的執法行動均是通過暫緩起訴協議或不起訴協議和解結案的。在檢察官考慮使用暫緩起訴協議與不起訴協議進行協商結案之前,通?;崛ê餛笠凳欠裨敢庥脛捶ɑ厙痹詰牡韃榻瀉獻?以及是否促進并提升了企業的合規文化。其認為,從探尋懲罰犯罪治理,避免刑事訴訟對企業造成損害,推進企業合規構建實施的立場出發,可以將審前分流協議引入我國刑事訴訟程序。

  關于大數據偵查與人工智能領域。有論者認為,實踐中的大數據偵查存在行政邏輯過剩和司法邏輯不足的問題,蘊含了極大的司法風險,具體體現為法律文本滯后帶來的程序規則適用風險、數據采集共享隱含的公民權利?;し縵找約凹際踝隕硤匭緣賈碌男淌麓戇阜縵?。通過程序制約數據,通過數據制約程序,以規制為核心的司法邏輯應當作為大數據偵查的應然走向。在電子數據刑事偵查措施方面,有學者認為,電子通訊數據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為防止偵查機關濫用權力侵犯公民個人隱私權,域外國家普遍對電子通訊數據的搜查、扣押作出了特別規定。搜查、扣押電子通訊數據的條件通常高于搜查、扣押普通信件,必須遵循比例原則的要求。在人工智能問題上,有學者認為,話語層面的“冷熱不同”緣于中國與域外國家在人工智能上的認識差異。實踐層面“冷熱不同”的原因在于前期準備條件的不同、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法律數據充分性的不同以及法律人工智能的技術瓶頸。未來,中國的法律人工智能應當由冷轉熱,由熱轉實,持續強化法律人工智能的實踐能力。

  總體而言,2019年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緊緊圍繞著當前刑事訴訟領域內的重點問題展開。除此之外,理論界與實務界在一些領域中也有相關學術成果涌現,囿于篇幅所限,在此無法展開論述。比如,在“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方面。有論者認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雖如火如荼,但目標的實現依舊任重而道遠。主要體現在:庭審實質化改革成果未予以立法形式固定且仍有待改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權利保障有待進一步完善;縱向訴訟結構改造欠缺深度。在缺席審判制度研究上,有學者認為,缺席審判作為刑事訴訟中例外的審判形態,應當嚴格適用條件,控制適用范圍。

  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展望

  展望2020年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應當堅持以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統領,立足中國國情,關注司法實踐狀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程序法治體系。具體來說有以下幾方面內容。

  深化體系解釋與理論研究。不容忽視的是,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在基礎性理論問題上缺乏宏大敘事層面的完整解釋,尤其是在若干新興的程序與制度上存在較多爭議,碎片化研究較多。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當注重發展和豐富新時代刑事程序法治理論體系,拓展認識面,建構完備詳實的刑事訴訟程序法治體系是指導實踐的必要性前提。

  轉變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在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上存在僵化、泛化、同質化的現象。今后應當注重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的創新,走出固化型研究范式的藩籬,理論研究應當關注與相關交叉學科的交互,踐行從實踐中來,再回到實踐中去的研究路徑。

  拓寬研究內容與研究視野。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在研究內容上依然存在一定時期內的扎堆現象和理論與實踐分離脫節的問題。應當注重前沿問題的引入,迎接新形勢下的新挑戰,切不可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對于企業合規、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領域,應當積極地以刑事程序思維觀察與分析其中的利與弊,既要有冷思考,也應當有熱思考。如此,方能使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更加富有生機,不斷發展進步。

  (作者分別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榮雪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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